【聽日本分析】為何日本的新聞報導自由度跟不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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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長年來在日本的大型媒體工作，
但最近看到大型媒體的報導方式，
不僅讓我感到憤怒，甚至覺得無言以對。

其中一個典型例子就是選舉相關的報導。
東京都知事選舉於7月7日舉行，
現任知事小池百合子面對無黨派候選人、
前立憲民主党參議院議員蓮舫及前安芸高田市長石丸伸二的挑戰，
但小池知事卻奇怪地在都心地區極少進行街頭演說。
她為何會自己放棄向選民直接宣示自己的政見呢？

人們指出的問題在於，長期以來存在的「學歷造假疑雲」。
有許多人認為小池聲稱畢業於開羅大學的履歷表示懷疑。
所以小池擔心如果進行街頭演說，可能會被問及這個學歷造假問題。

但要澄清這個疑點實際上很簡單。
如果小池能在記者面前用流利的阿拉伯語談幾分鐘，
這就能明確她是否有畢業於開羅大學的能力。
如果小池真的正確地畢業於開羅大學，
那麼她在留學期間的同居人就是在撒謊，
她應該在記者招待會上直接說「他所說的這些地方是謊言」，
並且可以提起謝罪和索賠。
不過她完全不進行這樣的程序，並且拒絕直接回答記者的問題，
這種態度是否適合擔任都知事，值得進行充分的討論。

這樣的信息在網絡上流傳甚廣，
但大型媒體卻幾乎沒有正視這個學歷造假的問題。
究竟為什麼？
雖然我們不知道各大媒體到底做了多少採訪，
但考慮到問題的嚴重性，至少
「在記者招待會上問了這個問題，小池知事回答了又或者沒有回答）」
這樣的報導應該是理所當然的。

大型媒體可能會回應說「因為正在選舉期間，涉及不明確的問題可能會影響選舉結果」，
但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多年，為什麼一直保持沉默？
這難道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嗎？

另一個讓人感到不適的案件是今年
4月東京第15區的補選，
由某一黨派涉及的選舉妨害事件。
如果是經常上YouTube的人應該在選舉期間已經知曉，
但那些僅依賴大報紙的人呢？
為什麼大型媒體要等到選舉結束，
甚至等到警察介入才開始報導？

大型媒體可能會說「因為這可能影響選舉結果」
或「這可能助長某黨派的知名度」，
但面對如此明顯的違法行為，
作為媒體若不能自負責任地報導，
那就不是真正的新聞工作了。

國際媒體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位於法國，
每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度排名」。
根據2024年的排名，日本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70位，
而第1位是挪威，第2位是丹麥，第3位是瑞典，
北歐國家佔據了前列。

從亞太地區來看，順位最高的是薩摩亞，
排名第22位，其次是台灣第27位，
斐濟第44位，湯加第45位，韓國第62位，
比日本都還要高。

與台灣的民主化和新聞報導自由的進步相比，
最近的日本在「全球性別差距指數」中排名低於100位以下，
這使得排名第70位的日本在報導自由方面可能仍有改善的空間。

台灣的民主化和新聞自由在李登輝的領導下展開
最近的日本情況已經變成，例如「男女之別」的全球排名低於100位，
所以排名第70位可能被視為比較好的情況，
但新聞自由方面之前並非一直處於“落後”狀態。

例如在2009年日本發生民主黨政權交替的情況下，
日本排名第17位，而台灣排名第59位；
隔年2010年，日本排名第12位，台灣排名第48位。
日本於2013年恢復自民黨政權後，排名下降至第53位，
而台灣則是第47位。
此後的十多年裡，日本一直在退步，而台灣則一直在前進。

台灣最初是1949年中國大陸蔣介石逃亡到此後，
建立了以「反攻大陸」為口號的中華民國獨裁體制，
直到1986年還未有反對派存在，
且當年民進黨的成立也是無視「禁止設立新政黨」的規定強行實施的。
另外，新聞發行禁令直到1988年才解除，
之前由國民黨傾向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主宰了新聞市場。
因此，戰後不久即舉行自由選舉的日本，
在民主政治觀點上其實遠比台灣走在前面。

與此同時，受到獨裁統治壓迫的台灣人民，
逐漸形成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強烈渴望，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高舉這些要求並藉由自身的努力贏得民主化。
當然，台灣能在面對中國壓力的情況下和平過渡到民主化，
也得益於有蔣經國、李登輝等卓越領導人的存在。

在1990年代前半，我在北京駐在的時候，
常常有機會和來北京出差的台灣記者交談。
當時由於許多台灣記者是外省人，
他們一開口就會談論李登輝總統的負面評價。
有一次和幾位台灣記者交談時，
當提到這個話題時，
我表達了「我認為李登輝對台灣民主化做出了重大貢獻」的看法，
結果全場一片寂靜，沒有一個人反駁。

當時我雖然沒有明言，但內心想對他們說：
「你們能公開批評總統，這不就是李登輝保障的言論自由嗎？
在蔣家獨裁時期，你們有這樣對總統批評的自由嗎？」

然而根本上，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每個人政治意識的提升。
在台灣，從野黨成立到政權交替僅僅不到14年的時間內發生了多次政權交替，
分別是在2008年和2016年。
這背後的背景，除了有人指出台灣人易厭倦的性格外，
更本質上是台灣人對「政治領袖由我們選擇，
任何不稱職的政府我們都毫不猶豫地更換」的主權意識強烈。

然而主權者是否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前提是主權者能夠獲得充分的信息提供，
因此「新聞自由」的重要性非常巨大。

台灣新聞自由度高的一個原因是，與日本大型媒體不同，
台灣不存在全社一致地「顧忌」。
台灣政治力量明確分為以國民黨為中心追求與中國經濟關係密切的「藍派」，
以及以民進黨為中心避免被中國吞併的「綠派」。
大多數主流媒體分別支持這兩派，
例如支持「藍派」的中天電視、TVBS、東森電視、中國時報、聯合報、旺報等，
以及支持「綠派」的三立電視、民視電視、自由時報等。
這使得他們能夠不顧對方政治領袖的不祥事件而坦率報導。

另一個因素是網路媒體的影響力。
從2010年左右開始，台灣的網路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如2009年的「新頭殼」、2011年的「上下游」、2013年的「關鍵評論網」、
2014年的「風傳媒」、2015年的「焦點事件」，
以及香港總部的「端傳媒」、專注於調查報導的「報道者」，
以及2016年的「信傳媒」和「上報」等。

在日本雖然在同一時期出現了像「東洋經濟在線」等多樣的網路媒體，
但決定性的區別在於政府和大型媒體對待這些媒體的態度。
許多日本網路媒體抱怨無法參加官房長官或者東京電力等大規模的記者會，
而在台灣網路媒體通常沒有這樣的問題。

一般看來，可能會認為是日本政府或東京電力的問題，
但也有觀點認為，記者會方面可能為了保護自己的特權而阻礙網路媒體的參與。
如果是這樣的話，實在是令人不快。
本來如果讓網路媒體參與記者會，他們可能會更加批判當局或大企業，
對於主流媒體來說，這也會擴展他們自己的新聞自由空間。
阻礙網路媒體以保護既得利益，這樣做是否缺乏對公眾知情權的真誠回應？

另外一個區別是，
台灣媒體會追隨網路媒體的「獨家新聞」，
而日本的媒體則未必如此。
尤其在台灣，年輕人中網路已成主要媒體，
如果傳統媒體不追隨，將進一步被淘汰，
而傳統媒體自身也比日本更積極地參與網路發展。

然而，日本的大手媒體並未全力追趕台灣的態度，
顯示出他們對於新聞自由的責任感和承擔力不足。
即使面對明顯的政治不正義和公共利益的威脅，
日本的媒體仍然選擇沉默和忽視，
而不是積極地揭露和追蹤事件。
這樣的態度不僅影響了日本在世界新聞自由排名中的位置，
更反映了日本在現代社會中如何履行其作為第四權的角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媒體自由性也並非毫無瑕疵。
即使台灣在報道自由方面的排名較高，
仍然存在著政治力量和商業影響對於媒體報導的干擾。
不同政治派別的媒體，如「藍派」和「綠派」，
仍會受到其政治立場的影響，
這可能導致報道的偏頗和不公平。

總之雖然在新聞自由方面台灣遙遙領先於日本，
但至少希望日本的主流媒體記者能全力追趕台灣。
畢竟媒體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他們的責任不僅是提供信息，還包括捍衛公共利益、
揭示不正義和監督政府行為。
兩國的媒體應該更加勇敢地面對挑戰，
並堅持其在民主社會中的重要性，
這才是真正履行其職能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