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真相：從內需疲弱與國民心理結構談起
自19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已連續三十餘年幾乎處於原地踏步的狀態，始終無法擺脫低迷的成長曲線。這段期間，儘管全球經濟數度經歷景氣循環與科技革新，日本卻未能有效搭上成長列車，形成與其他先進國家日益拉大的差距。
造成這種長期停滯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長期依賴的製造業未能及時適應全球化與資訊科技化的浪潮。這個過去支撐日本經濟起飛的產業，如今面對中國、韓國、東南亞等國家的崛起，加上IT與自動化技術的快速變革，逐漸失去了昔日的國際競爭力。許多企業無法轉型，也無法開拓新的市場，導致產業整體動能下滑。
然而，對一個成熟的先進國家而言，失去製造業優勢並不必然導致經濟停滯。以美國與英國為例，兩國在產業結構轉型後，雖然製造業比重下降，但憑藉強勁的國內消費與服務業擴張，依然維持著穩健甚至是高成長的經濟表現。這說明內需（Domestic Demand）才是成熟經濟體能否持續繁榮的關鍵。
日本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按理說擁有足夠的內需市場。人口密集、城市化程度高、基礎建設完備，再加上高教育水準與科技基礎，應該具備支撐強勁國內消費的條件。然而，現實卻是日本內需長年疲弱，民眾消費意願普遍不高，這正是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的核心問題。
有人將這種消費低迷歸咎於消費稅的提升。日本政府在過去十年間多次調高消費稅率，從5%逐步調升至10%。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稅收本身並非會根本阻礙經濟成長的決定因素。歐洲多國的消費稅率普遍高達15%至20%，但其經濟仍能穩步成長。由此可見，將問題完全歸咎於稅負並不合理。
那麼，為什麼只有日本的消費市場無法擴大？這個謎團困擾了經濟學界多年。直到近年來，隨著結合經濟學與腦科學的新興跨領域研究興起，學者們開始將焦點轉向國民的心理結構與社會行為模式。
根據大阪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主導的一項研究，當日本人、美國人與中國人分別參與一項模擬共同建設公共財的團體遊戲時，日本受試者比其他兩國更傾向從中作梗，甚至有意拖別人的後腿。這種破壞性合作行為顯示出，在日本社會中，個人對集體利益的貢獻意願相對薄弱，甚至因嫉妒與競爭心理而互相牽制。
這樣的現象其實在日本社會並不陌生。當新創企業或創新技術剛萌芽時，社會輿論往往不是給予鼓勵與支持，反而充斥批評與質疑，導致創業者舉步維艱。相對地，其他國家則在這段時間快速累積技術與經驗，反而後來居上。最終，日本只能花高價引進他國的成果，錯失主導權與商機。
此外，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成功人士也往往成為眾矢之的。嫉妒與排擠使得許多有成就的人不願公開分享經驗，缺乏可供模仿的成功典範。結果是，社會整體缺乏正向激勵，個人也缺乏追求卓越的動力，經濟自然難以活絡。
傳統經濟學基於「人是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鮮少探討人類內心的非理性因素。然而越來越多專家開始質疑，導致日本無法激發消費動能的真正原因，恐怕並非經濟制度或政策設計，而是潛藏在社會心理結構中的「負向情緒」與「集體行為偏差」。
大阪大學另一項研究也印證了這種社會心態的特殊性。調查顯示，在新冠疫情期間，認為「感染是自作自受」的日本人比例高達11.5%，遠高於中國的4.83%與美國的1%。這種傾向將失敗歸咎於個人，缺乏社會同理心與集體救助意識，正是限制經濟活力與創新行為的隱性障礙。
如果這些研究結果屬實，意味著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根源，可能並非經濟機制本身，而是根植於國民性格與社會心理之中。這雖然令人憂慮，但也提供了一條可能的出路：只要社會能正視這種心理結構問題，並藉由教育改革、社會包容文化的建立、以及對創新與多元的寬容態度，逐步改善整體社會氛圍，那麼日本經濟或許有機會迎來翻轉性的變革。
未來的經濟發展將越來越依賴內需與消費動能。若要讓日本重新踏上成長之路，單靠財政與貨幣政策已經不夠，或許唯有透過整個社會心理與文化層面的深層改革，才有可能迎來真正的蛻變。
